高岗，叫声“同志”不容易（徐庆全）

李力群，1920年生，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投身革命，1938年在延安入党，1940年与高岗结婚。1954年8月17日，高岗自杀，她年方34岁。2020年4月6日谢世，享年100岁。

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，高岗和饶漱石被定性为“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”的野心家和阴谋家，并且牵连了一批党内高级干部；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，作出《关于高岗、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》。既然被开除出党，“同志”的称谓就不再属于高岗了，他就以“野心家、阴谋家”定格在历史。

在高岗被定性、自杀前后，李力群不能有任何疑义。她是高岗的夫人，按照组织的要求，还负有揭发高岗的责任。在不同时期，她也的确这样做了，也因此伤害过一些人。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尤其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，平反冤假错案后，月朗天霁，李力群后半生一直为改变高岗定性问题而努力。她唯一的愿望，就是“要求能从历史看高岗，能实事求是地给高岗做个结论，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”，能为高岗争回“同志”这个称呼，并为此锲而不舍。我甚至认为，这是她后半生活着的最大意义。

胡耀邦努力无果

1978年，李力群首先找到胡耀邦，开始为高岗申诉。她回忆说：

大约是1978年，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，有一天我去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里看望他。见面后刚坐下，还未等我说明来意时，耀邦同志就对我说：“高岗是党内问题，不是反党，反毛主席，有错误，犯了自由主义，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（指高岗）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，还在别的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的长与短。你与孩子不要背包袱，孩子考大学时，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（指报考大学）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，成绩达标，优先录取，不要牵扯高岗问题。高岗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。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，研究平反。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如陈伯村同志，也对我谈过，也给组织部写过信，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情况，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，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，他在西北、东北的工作，历史可证明他是有功的。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、电报和口头表扬过，让大家向他学习。”（李力群：《难忘的回忆》，载《忆高岗同志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，286-287页）

但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胡耀邦的努力被束之高阁。

2002年，中央第一次回应

李力群并不气馁。此后，每一届中央领导上任，她都要写信申述高岗问题。2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，也慢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回应。李力群回忆，2002年，中央指定中组部副部长找她谈话：

我心里很激动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，一面说一面流泪，我说高岗没有反党、反毛主席，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，他一生为党为人民，作了许多贡献，他一生出生入死，为党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。……他最后怎么落个这样下场当成敌人处理呢？我一直想不通。他冤枉。我也永远忘不了高岗死后毛主席、周总理对我几个孩子的关怀照顾的恩情，我请求党中央能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，实事求是给他做个公正的结论。我今年84岁了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希望能看到这个结论。李铁林同志听完我的情况说：“请你耐心等待，此事要调查研究写个报告给党中央。我留个电话，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找他们（《忆高岗同志》， 286页）。

在李力群申诉的漫长时间里，这大概是第一次得到中央的回应，所以她激动的“一面说一面流泪”。

2004年，改称高岗为“同志”

2003年9月14日，李力群在给时任中央常委的信中说：我曾数次给党中央写信，现在我再一次将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出。向党组织报告。信中还说：“我今年已经84岁了，来日不多，恳求党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时，对高岗问题进行审查，公正对待历史，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。”（信见《忆高岗同志》， 263页）

大概因为李力群这封信，有了这样的结果。李力群回忆说，2004年6月，中央有关部门代表中央找我谈话，“告诉我：中央对高岗问题很重视，组织了人力，用了三年的时间，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。高岗同志对西北、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，我们很受感动。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，还不宜作出平反，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是不会那样处理的（《忆高岗同志》， 290页）。”

2005年11月16日，李力群在“写给刘力贞、张光同志的信”中，把这次谈话作为“一个欣慰的消息”告诉老朋友，可以补充上面的回忆。李力群信中说：

他还告诉我：今后提到高岗，一律改称“同志”。不再提“反党联盟”……之事。他们还说到：1955年的决议还不宜纠正。因为现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，时机还未到，请我耐心等待。我听过之后，心里很激动，话都说不出来，我流着泪对他们说：感谢中央能够实事求是的审议高岗同志的问题，我一定耐心等待那一天。（信见《忆高岗同志》，302页）

这次中央安排人与李力群谈话的人，一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，一是中纪委副书记，与2002年那次相比，规格显然高了不少。在李力群看来，这当然也表明中央对她申诉的问题的重视。因此，为高岗挣得了“同志”的称谓，李力群和家人非常兴奋。

可是，高岗的“同志”称谓，要在历史的结论中得到体现，并不那么容易。

2011年1月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（第二卷）出版，内中关于高岗的叙述，虽然仍然沿用了1981年通过的《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说法，但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，着眼于指出其“分裂党”的危害，而有意淡化“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”的定性。

尽管官方史书在高岗和饶漱石问题上费了一番苦心，但是，在李力群看来，这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叙事方式，并没有对高岗的定性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；更何况，她和家人引以为豪的“同志”称谓没有得到任何体现。

为此，2011年2月22日，91岁高龄的李力群，再次给中央写信，阐述自己的看法。她说：这部书关于“高饶事件”的内容，“没有吸收近六十年来我们党对党内，特别是中央内部政治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历史反思的正面成果；没有对党内长期广泛地要求重新认识‘高饶事件’的必然性给予应有的重视；尤其是对江泽民、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主政期间，于2004年结束的历史三年之久、中央组织部对高岗事件及他个人历史的重新审查和新的结论精神，采取了回避与背离的态度”。因此，“我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历史纠错问题上迟滞与倒退”（《高岗事件考辨》（增订本）, 107页）。

官方不动民间动

官方对高岗没有采用“同志”的称谓，但民间，尤其是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的有关领导，则把“同志”的称谓看作了对高岗定性“新的结论精神”。在家乡开始了一系列弘扬高岗的活动。

2005年10月，高岗诞辰100周年，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了纪念活动。2008年10月，高岗旧居纪念室开展；2009年8月29日，高岗铜像揭幕；同年，《开国元勋》高岗的历史纪录片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。

2010年，由“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”的《忆高岗同志》，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。书名特用“高岗同志”，当然是有所指；这也是大陆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高岗“同志”的称谓。

2015年10月25日上午，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《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（北京）座谈会》，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。“黄土情联谊会”在京的部分领导和会员，专程从西安等地赶到北京参会的有关人员，以及高岗的部分亲属等150多人出席会议。与会者先观看由黄土情联谊会投资制作的《高岗同志》纪录片，“一起缅怀了开国元勋高岗同志的革命事迹”。

这应该是高岗在1955年被定性后，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高岗的座谈会。尽管看起来是由民间性质的“黄土情联谊会”举办，但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一些人有所期待。

带着期待走了

2020年4月6日，李力群人生定格。

我没有见过这位坚强的老人，但一直关注她的努力。我的研究方向也不在这一段历史，我的关注，出自于一个历史杂志的编辑和历史学者的兴趣。

因为关注，我与高岗同僚的后人，如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多有联系，也拜访过高岗的秘书赵家梁，甚至与高岗的女儿高滨滨（因为高岗她改名李洁）也交谈过。关于李力群的事情，张晓霁在闲谈中常常说起。我钦佩李力群的锲而不舍。

2020年4月6日，李力群去世；7月31日上午9:30，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。

李力群去世三个多月才举办告别仪式，当年防病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。不过，我隐隐觉得，恐怕与告别仪式的“格”也有关系。按照中共的“格”，李力群的告别仪式，似不应安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。这种“格”的改变，恐怕也是大费周章吧？

我想，不管如何，这种“格”的改变，当然还是与高岗“同志”有关！